刑事法|末期病人間接死亡協助的刑法問題

2020/06/08
刑事法|末期病人間接死亡協助的刑法問題
關鍵字:死亡協助,加工自殺,阻卻違法,末期病人,患者同意

末期病人間接死亡協助的刑法問題

  • 文 / 韓昌軒
    通過司法官考試、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刑法刑事法學組

 

關鍵字:死亡協助,加工自殺,阻卻違法,末期病人,患者同意

 

一、前言

        我國在89年制定公布《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迭經修正而至民101年成為現104年制定公布《病人自主權利法》,108年修正成為現。兩法皆在於改變過往的父權式醫療,而轉向以病人為主體的「病人自主權」之建構。而病人自主權最具體而微的體現,正在於所謂「末期病人」[1]的情形。亦即生命品質極差之病人,是否有權利追求自主善終,而進行死亡協助[2]的醫師或第三人是否將因此為刑法相繩。在此,本文擬先介紹「死亡協助」的概念,再討論末期病人的死亡協助是否受到刑法第225條加工自殺罪之規範。

 

二、死亡協助之概念

  而所謂死亡協助有三:()直接的死亡協助:所謂的直接死亡協助,乃指達到無痛殺人目的之行為,該為之主要的即是殺。此種死亡協助依據德國通說乃是該當殺罪之犯罪為。()間接的死亡協助所謂間接的死亡協助,是指醫師為了減緩病疼痛,使用麻醉劑等藥物,該等藥物之施卻可能造成病人生命之縮短。應與之區分者,乃「單純的死亡伴隨」,後者指未了減緩頻死歷程的痛苦藥物,但該等藥物並不會縮短病人生命。(三)消極死亡協助:不同於上述者皆屬於積極之死亡協助,所謂消極死亡協助,乃指縱使在當前科技之條件下,病仍有繼續存活段時間之可能,但為了其然死亡與合乎尊嚴死亡之權利,擇停繼續治療病或維護其命。與《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及《病人自主權利法》有關的主要是間接與消極之死亡協助。

在此,本文擬先介紹「死亡協助」的概念,再討論末期病人的死亡協助是否受到刑法第225條加工自殺罪之規範。本文受限於篇幅僅介紹間接死亡協助的刑法問題。[3]

 

三、末期病人死亡協助的刑法問題

在醫療為已經無法達到積極的保存並人生命或回復健康之效果時,本認為此時應該區分兩種情形,分別討論其可能的法律問題。 種情形,乃病已經進入所謂的「直接死亡階段」,此時客觀醫療證據上已經可以認定任何的醫療介入為都無法阻或延緩病的死亡進程發,此時醫師已無救治義務, 但仍須提供減緩病痛苦的醫療照顧。醫療是否無效,實務上往往以限期嘗試醫療(TLT)確定之。在此種情況,由於病之死亡是可以預期在短時間內發的且非醫療為所可以阻者, 理論上應該已無是否需要予以死亡協助的問題。 種情形,乃病之疾病與體狀況,在客觀上同樣無法以醫療為改善其健康狀況, 但相關維醫療措施之介入,仍舊有可能延緩或阻短時間內的死亡發。此時醫師依據其與病患間的醫療契約,仍負幫助病患延長其命的救治義務。在這種情形,將發是否予以死亡協助的問題。詳之,如病患依據其主決定,並依現法規簽署醫療意願書,醫師將可以且應該始不施予「維持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病主法》語) 或「肺復甦術與維醫療」(《安緩條例》語)(以下簡便起統稱維持命治療)。 或者可以且應該在已經實施相關措施之場合嗣後予以撤除。此時也就將發如何處理其與《刑法》受囑託或承諾殺罪之問題。亦即此時將發醫師陷入兩難的處境,一方面如依病所欲予以死亡協助,則將該當受囑託或承諾殺罪,一方面如懼於刑法不如此, 將侵害病人自主決定權。

 

(一)加工自殺罪的保護法益

我國刑法第275條乃受囑託或承諾殺之處罰規定,德國刑法第216Tötung auf 29 Verlangen項乃規定:「 如有出於被殺者的明與嚴肅的同意殺之,處六個月至 年有期徒刑」。由此可知我國與德國之條在受囑託與承諾的部分乃屬相同,但我國多了 幫助或教唆的處罰規定。而德國通說故認為本條其實在於保護社會集體的利益,亦即對於「能穩固禁禁忌的對於命的尊敬」的保護。[4] 不過,從體系解釋上,一有支持者認為其所保護的是個人生命法益。[5]  而對本罪法益認定之差異,將影響後續阻卻違法可能性的討論。

二)若認為受囑託或承諾殺罪之保護法益是個人生命利益
 1. 以緊急避難為阻卻違法事由之可能

先,間接死亡協助在構成要件的階段仍該當刑法第275條,蓋醫療為客觀上有縮短病患命的效果,醫師主觀上對此亦有認知,縱使非「有意使其發」之直接故意,也是「其發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之間接故意。一但構成要件該當,醫師之為就有形式 上的違法性,具有刑事不法的表徵。 在進入違法性的審查階段時,如上所述,本認為應該要納入個人自主權於優越利益的判斷中。故除了主觀上應該出於避難的,客觀上要有適當性與最後段性外, 於法益衡平性的考慮中,應以「殘缺、無法開展格的命」為侵害法益,保全法益則是「主決定死亡」。然,此時是否能鬆動命絕對保護原則,不無疑問。學者有認 為「從主決定權的度來思考,當命狀態無法順利持病人自活,延展格時, 對於命法益的價值就會失所附麗。相對的,主決定放棄命的利益反成為病維繫尊嚴,展現格的最後機會。」[6]可作參考。

2. 以業務正當為為阻卻違法事由之可能

我國刑法第22條規定:「業務上之正當為,不罰。」乃以業務正當為阻卻違法之規 定。該規定為德國所無。何謂正當為,在醫療為的情形,即必須主觀上出於醫 的,客觀上為可以達成醫療效果(適應性),需為符合醫療常規之為,且須得患者之同意。關於患者同意的相關問題,於下詳述之。

3. 以被害承諾為阻卻違法事由之可能

若以被害承諾為阻卻間接死亡協助違法性之事由,將臨為何在構成要件階層已由立法者概括設定的、因被害承諾降低之違法性,在違法性階層是否可以再以被害諾阻卻?本認為,在構成要件層次之承諾乃是對「命法益本」放棄之承諾。違法性階段之承諾其本質上是主決定權的使,即種「地位/狀態由」 (Dispositionsfreiheit)該等由之意義在於,個可以主處分某個在其配領域的 利益,以換取另個其缺之利益,故是種「交換由」(Tauschfreiheit)。[7]間接安樂死的情性下,患者處分了「殘缺、無法開展格的命」欲換取「尊嚴死亡之利益」。此種病患之主決定應該得到法律的尊重,進阻卻醫師間接死亡協助之違法性。蓋若予以處罰,病患將喪失自主追求此種利益之機會。

4. 以推測承諾為阻卻違法事由之可能

現實上病患已經無意識時,現實之承諾無法取得,此時必然只能退求其次考慮推測承諾的適可能性。推測承諾的重點非在於客觀的利益衡量,在於盡可能的探求患者在臨當時情境下的可能意願,此時患者平時的個價值理念、宗教信仰或人生態度等等都幾成為參考基準。然,推測的承諾並非家屬之承諾,《安緩條例》第7條最近親屬同意權在患者無意識的情形下,僅能因為家屬與患者過往之互而作為認定其可能意願的參考依據,若有濫同意權做出不利患者決定之情形,醫師應不與理會,逕依客觀獲得的推測意願為或不為醫療為。

)若認為受囑託或承諾殺罪之保護法益是集體法益

如果認為第275條之保護法益是集體法益,是否可以以被害(推測)承諾或以之為要素 之業務正當為為由阻卻違法,殊有疑義。蓋集體法益之法益持有乃社會整體,似乎非被 所得處分。故此時似乎僅能緊急避難方面立論。在緊急避難的法益衡平性考量中,應該 可以肯定個人自主善終之利益遠於社會集體對於不可殺禁忌的要求,得阻卻違法。

 


[1] 《安緩條例》第3條第2款:「末期病⼈:指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證據,近期內 病程進⾏⾄死亡已不可避免者。」

[2] 「死亡協助」使德國法上的用語,為安樂死(euthanasie),則源於古希臘⽂。

[3] 讀者學會間接死亡協助的刑法處理,消極死亡協助差異即不大,自行舉一反三可也。

[4] NK-StGB/Ulfrid Neumann/Frank Saliger, 5. Aufl. 2017, StGB § 216 Rn. 1

[5] 同上註

[6] 韓政道,〈末期之醫療決定與刑法評價〉,國立中正⼤學法學集刊,第48期,2015.07,⾴275

[7] Knut Amelung, Über Freiheit und Freiwilligkeit auf der Opferseite der Strafnorm, GA 1999, S. 44 188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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